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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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4-5
ISBN:9787806595626
作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李绍明,周蜀蓉 选编
页数: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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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美国学者葛维汉关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论著的选集。收录了"羌族的习俗与宗教"、"四川苗族的宗教与习俗"、"四川苗族的故事与歌谣"、"华西协合大学古博物馆的石器"、"四川省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等文章。

章节摘录

书摘  13.婚  姻    几乎每个村寨和家族的婚俗都不同。婚礼择吉日举行。通常同姓不通婚。有时候男女在很小的时候——不足10多岁就结婚了。    如果一个家庭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常常采取招赘的形式,让男子入赘女方家,并从女方姓。当然他们的孩子属女方家,随母姓。笔者曾听说一个家中三代都如此。    如果长兄去世,留下寡嫂,则兄弟可以娶嫂,他们的孩子则属于去世的长兄。但在一些村寨,长兄不能娶兄弟的遗孀。如果没有兄弟,则嫂子可以嫁给丈夫的堂兄弟,出生的孩子也属于她第一个丈夫。    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在中国政府中做了高官的羌族男子不会娶地位低下的羌族女子,而常常娶其他民族的与他有同等地位的女子。九子屯的头人在1933年娶了一位嘉绒女子,1942年布瓦寨,一位官员娶了一位汉族女子,而她不会羌语,更不懂羌族的习俗。    在大和平寨,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喝交杯酒,每次他和她都只喝一半,然后把酒杯交给对方喝完。    1933年,笔者得知,在和平寨和龙溪寨一带,新娘要坐“花轿”到新郎家。到达后,有两个人扶着新娘进屋,新郎和新娘要对家神、双亲、新郎的祖辈及其他亲朋好友叩拜。1941年,笔者在和平寨看见,新娘被一种普通的轿子抬到新郎的家中,护送她的不是叔伯,而是她的兄弟姐妹;同时新郎家中也派了10多岁的两个小伙子和两个姑娘来接亲。他们到达新郎家中,新郎新娘双双敬拜家神,并向新郎的父母、祖辈和舅舅鞠躬,然后是亲朋好友和来宾。    当然,举办婚宴时要收礼和置办至少一次酒席。    在羌族地区几乎没有人离婚。少见的案例是一个人和他的妻子不和谐,他把妻子卖给了另一个人为妻。印有丈夫手印的合约上写着:他保证不给前妻和新丈夫找麻烦,并在今后不向新丈夫索要更多金钱。    有时,作为婚礼的一部分,要邀请巫师做宗教法事。他点燃香柏枝和香,口里念念有词,在房顶神龛敬神,告之神灵婚事,并为这对新人祝福。    下述有关反映羌族婚姻的真实情况来自于前所提及的资料①:    当年轻人成人以后,男方家通常在农历的六月和七月要送给女方家酒礼,并通知他们是准备结婚的时候了。从这时起,两个年轻人就不能说话,即便见面也如此,婚礼通常在农历的腊月或冬天举行。    在婚礼的前一天,男方父母要派4至6人去接回新娘。他们带上聘礼,诸如1.8米长的红布、3.3米长的带子、1把梳子、1捆爆竹、1对红蜡烛、2坛酒、衣服和礼金。所有这些都放在一个大的木盘上,由迎亲队伍送到女方。当他们一到新娘家,就要点起爆竹,新娘和她的亲友听到响声,都会流下依依依不舍的眼泪。迎亲队伍进入家门,新娘的亲戚会鸣枪以示欢迎,迎亲队伍要对女方的父母表示祝贺。新娘的家点着蜡,焚着香,他们把暖酒倒进碗或杯子,先敬诸神。迎亲队伍和新娘的亲朋好友共进晚餐,饭后主人和宾客、亲友聚在一起喝酒。    饭后亲友和宾客从长者开始,按年龄尽兴饮酒。在一些地父母人们还唱歌跳舞。在这种场合有一种歌很典型,它歌颂了(母含辛茹苦地养育孩子,现在她离家出嫁,希望她在夫家能够得到尊重,能和丈夫家的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好好生活,而不使娘家蒙羞。在唱的时候,亲朋好友都要流泪。之后一些未出嫁的姑娘会送给新娘一些绣花鞋,她们也加入唱歌,这样,人们通宵达旦地唱歌跳舞。    在深夜,新娘的朋友和其他人要唱:姑娘长大了,她必须要出嫁,不必那样遗憾,如果新娘孝顺她的公公婆婆,她和她的丈夫相爱很深,他们就会白头偕老,幸福地生活。新娘要回唱表示不愿离开她的亲朋好友,并说她禁不住痛哭,舍不得离开。    该书是笔者对羌族多年直接调查研究的结果,也参考了中国历史学家、中国和亚洲学者相关的学术成果。在调查研究中力求准确地反映民族的生活和习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天生的谨慎和意愿会提供一些虚构的、不正确的答案,他们相信这样会满足提问者的要求。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语言和习俗,这种多样性更增加了调查的难度。当调查者蒙蔽的时候不可能总有收获,他需要非常仔细地、反复核实他所得到的信息①。羌族正在被汉族所融合。有通过文化和商贸接触产生的接触,也有异族通婚。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羌族地区的村寨修建了一些汉式学校,这些学校传授的是汉语和汉族的文化。在威州的一所正规学校,已得到了族和羌族学生的认可。    一些羌族的后裔也不再自称为羌族,有些当地的羌族说汉语,穿汉装,遵守汉俗。布瓦寨的一位首领是羌族人,他娶了一位汉族妻子,此地在1942年只有2至3名最年长的人能说羌语了。    羌族人不是一神论者,但要崇拜众多的羌族神灵和汉族神灵。除了巫师保护神、魔力至上的阿爸木纳,他的头有时被雕刻于巫师的神杖上以外,羌族的神灵没有具体的偶像。羌族信奉五大神灵,其中,至高无上的神木巴瑟是天神,他非常近似于天或天堂。联合羌人在公元前1121年推翻了商朝的周人的至高无上的神就是天神。羌族还敬奉十二家神,许多地方的和特殊的神灵,连树、石都被当作神灵来祭拜。汉族诸神无论有无偶像,羌族都认为它们是真神,要予以崇拜。木巴瑟被很多人视为道教中的玉皇大帝。近年来,人们把他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耶稣等同。    在还愿或履行诺言的时候,牺牲作为礼物供奉给神灵,以谢神灵的恩惠。在春天,人们要举行许愿法事,向神灵祈求好的收成、风调雨顺和兴盛的一年,并许诺在入秋时以礼还愿。这些供品被献于房顶上或神林中。房顶上的祭拜是家庭的祭祀活动,只有神林中举行的仪式才由全村寨的各家各户派1至多名代表参加。只有男子才有资格参加或目击房顶上或神林中的宗教仪式,女人被认为不洁或下贱,因而不能参与。家中的祭祀活动可以由家中成员主持,但在重大场合必须请巫师来主持。巫师进行法事时有普通人当助手(司仪)。巫师有自己的法器、圣经和符咒,以及表演法事的各种方法。    在神林中最被人们所敬奉的树是一棵榕树,也有其他种类的树。人们认为白石是很神圣的,是人们在它的旁边谟拜神灵,与神灵进行适当交流的物体或地方。这些白石通常压在神林、羌族寺庙、家中房顶的神龛上,有时也被放在墓穴的顶端和房屋大门的墙上,作为镇邪之用。    过去,火葬是处理尸体的唯一方式。现在已演变为对只有凶死、不正常死亡会变成厉鬼的人才保留用此法,而一般人去世采取土葬的方式。    羌族没有书面的文字。《圣书》里只有用于占卜的图画,以及通过巫师世代口传心授凭记忆背诵的宗教念词。巫师制度似乎正在渐渐地消失。    驱魔避邪的仪式有很多种,人们相信患病、死亡和其他的许多灾难是邪魔所致。这些仪式包括清扫房屋、踩犁头、化水、封魔于罐埋在路下等等,这些法事都是由巫师来表演的。    巫师在羌族社会中拥有崇高的地位。他、他的法事、法器和诸神被人们认为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因而他可以表演对人们有利的奇迹。此外,还有一些禁忌,因为如果这种神奇力量被错误的利用会很危险的。    羌族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民族。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中,人们找寻食物、祈雨、求好收成、长生、求子孙繁衍、家畜兴旺、保平安、社会地位与荣誉,以及盼望过富足的生活。这些表明了许多人相信经书是活的生命,相信作法的猴头帽可以看见听见,人们甚至也相信树和石头都有神灵,而去崇拜它们。要尽量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这个民族,就要像学生一样,尽可能地学习汉族、藏族和其他中亚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同时还应具有原始宗教和原始人群方面的知识。他还要学习其他人写的有关羌族方面的文章,并能深入而直接地调查,掌握到羌族的知识。    还没有证据说明羌族是希伯来人的子孙后代。相反,他们的语言、习俗和体质特征表明他们属于黄种人的藏缅支系。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他们在若干世纪以前来自中国的东北部,被汉族赶到了西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到了甘肃及更远的西部,其他的人向南到了四川。过去,他们从松潘往北扩展到了甘肃,南至雅州、越嶲附近。但是现在他们只聚集在北至叠溪,南至索桥,汶川、威州、茂州以东几英里,西至理番杂谷脑河(沱河)约10公里的叫蒲溪沟的寨子这些地方。    至于川西羌族的未来,我们只有推测。他们会被汉族完全融合吗?或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固守着他们自己古老的习俗、传统和宗教?只有时间能告诉一切。    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博土的《安阳发掘简报》第一部分,其中三足陶器确有同样的饰纹,他认为是仿丝带或绳带纹。李济博士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在殷墟和广汉文化中发现同样的纹饰,这确令人惊异。殷墟文化的年代判断为从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122年,即殷商时期的文化。    安特生(J.G.A11der跚n)博士曾说过:广汉和河南仰韶的出土物极相似。大大小小的石斧、石凿、石刀、石杵或斧、石璧、三足陶器、绳纹、小颈、尖底、砖红色圆形陶容器,陶纺轮,以及带有绳纹与刻纹的陶碗与陶缸等。在两个遗址里,没有发现金属器物或符号文字。其重要的区别在于仰韶遗址中出土有彩陶,而广汉遗址则未发现。    安特生鉴定奉天沙锅屯文物与广汉文物均属新石器时代,它们有令人相似之处,自然制作上也有明显区别。两者都有石斧和石凿,绳纹与刻纹,大小石珠,它们的形状和制作大致相似,沙锅屯的收藏品的器口稍圆。两者均有扁平的石璧,绳纹和刻纹陶以及黑色和单色陶等。    殷墟出土文物和广汉文物有明显区别,自然也有大致相同之处,如石斧、石刀和石凿以及陶器的刻纹和印纹等。不同之处就颇弓/人注目了。殷墟出土文物有大量的青铜器、甲骨文、骨器、彩陶等,但广汉附近遗址就未发现丝毫这类遗存。    这次广汉收藏晶中有两个较突出的特点:在玉刀、玉剑和玉凿上发现有金属线锯刻划的痕迹,它们与周代使用的方玉、玉璧、玉剑和玉凿的纹饰极相似。另外我们还发现一个较重要的差别,周代玉器常刻有生动的禽鸟和动物形象,这次广汉收集的标本中就没有发现这类饰纹。按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可以给它定为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译者按:原文aeneolithie时期,其意为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意译为铜石并用时期)。    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在四川采集的器物标本从汉代早期至满清时期的陶器。但就这次采集的陶器而论;是与汉代陶器有区别的,另一方面,似乎后者是从几个世纪以来发展成的,出现这些相异的陶器也是必然现象。此外,广汉文化与华北和中原地区已知的新、旧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传播很清楚地看到证据。广汉的非汉族人民受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早期文化影响颇深,或者是四川的汉人或汉文化比前人所定的时期还要早些。    据目前的这些资料,结论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设阶段。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收藏晶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铜石并用时代(译者按: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意译为铜石并用时期)。我们这次在四川广汉县遗址发现的玉器、随葬物和陶器均系年代很早的标本。     ……

作者简介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是美国学者David Crockett Graham(汉译名葛维汉)关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论著的选集。这些论著都是他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旧作,代表着那时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水平,而这些论著的范围则主要在四川地区。
为了充分继承和汲取前辈学者的科研成果,早在1973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即组织有关学人将葛维汉在四川考古学方面的代表著作进行了翻译并内部印行。此后不久,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又组织有关学人翻译和内部印行了葛维汉有关四川的民族学方面的一些代表著作。为了让更多的学者了解葛维汉的著作,今择其这两方面的代表作,加以整理正式出版。书后还附有(美)苏珊·R·布朗所撰葛维汉传记一份和四川大学博物馆周蜀蓉译编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目录一份,以供读者参阅之用。
序 李绍明
羌族的习俗与宗教 耿 静译
前 言
简 介
1.邦域
2.历史
3.语言
4.居民
经济生活
1.交通和通讯
2.货币、市场、易货贸易及借贷
3.民居、碉楼和村寨
4.职业
5.农具、工具和家具
6.食物和农产品
7.衣饰
民间故事和山歌
1.民间故事
2.山歌
社会习俗
1.社会生活
2.订婚
3.婚姻
4.生育
5.疾病
6.死亡与丧葬
宗 教
1.灵魂及来世
2.世界观
3.神灵
4.巫师制度
5.神圣的法器
6.法事
7.神林
8.“圣经”
9.咒文与驱魔避邪
10.希伯来人起源的传统
结 论
参考书目
附录:地名英汉对照
四川苗族的宗教与习俗 满 莹译
四川苗族的故事与歌谣 郎维伟译
四川古代的白(焚)人墓葬 秦学圣译
川南的白(荚)人墓葬 秦学圣译
有关白(焚)人的历史文献—留存于四川的最后一批傣族 陈宗祥译
汉州(广汉)发掘简报 沈允宁译
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的石器 秦学圣译
四川省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 秦学圣译
中国石器琐记 秦学圣译
附录—: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 [美]苏珊·R·布朗著 饶 锦译
附录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目录
周蜀蓉译编
英文篇目索引
中文篇目笔画索引
分类索引
作者索引

内容概要

李绍明,男,土家族,1933年12月出生于四川, 195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曾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顾问、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顾问。已出版《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羌族史》、《民族学》、《彝族古代史》、《李绍明民族学文选》、《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等多篇专著。所撰写的《四川省志·民族志·藏族志》待出版。先后9次获四川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奖。

书籍目录

序李绍明
羌族的习俗与宗教 耿静译
前言
简介
1.邦域
2.历史
3.语言
4.居民
经济生活
1.交通和通讯
2.货币、市场、易货贸易及借贷
3.民居、碉楼和村寨
4.职业
5.农具、工具和家具
6.食物和农产品
7.衣饰
民间故事和山歌
1.民间故事
2.山歌
社会习俗
1.社会生活
2.订婚
3.婚姻
4.生育
5.疾病
6.死亡与丧葬
宗教
1.灵魂及来世
2.世界观
3.神灵
4.巫师制度
5.神圣的法器
6.法事
7.神林
8.“圣经”
9.咒文与驱魔避邪
10.希伯来人起源的传统
结论
参考书目
附录:地名英汉对照
四川苗族的宗教与习俗 满莹译
四川苗族的故事与歌谣 郎维伟译
四川古代的白(奭)人墓葬 秦学圣译
川南的白(奭)人墓葬 秦学圣译
有关白(奭)人的历史文献——留存于四川的最后一批傣族 陈宗祥译
汉州(广汉)发掘简报 沈允宁译
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的石器 秦学圣译
四川省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 秦学圣译
中国石器琐记 秦学圣译
附录—: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美]苏珊·R·布朗著 饶锦译
附录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目录
周蜀蓉译编
英文篇目索引
中文篇目笔画索引
分类索引
作者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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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温故而知新                            ——20世纪早期华西边疆研究的历史价值(代序)                                                            霍  巍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西部边疆战略地位的日益显著,国内外学术界对我国西南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集中了一批海内外知名的学术大师和学术精英,在大西南开展了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撰写出版了一大批代表着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论著,为西南地区的传统文化研究开创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了崇高声誉。    重温20世纪早期华西边疆研究的历史,不能不提到当时的学术重镇——华西协合大学(以下简称华西大学)博物馆和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所起到的开创性作用。    华西大学博物馆是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从其创建至今,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1914年,华西大学理学院教授戴谦和(Prof.DanielSheetsDye)开始收集有学术价值的文物与标本,并获得当时热心人士之捐赠,形成一定规模,是为华西大学博物馆初创之始,但因经费有限,一直进展缓慢。其后,又蒙陶然士(Mr.ThomasToriance)、叶长青(Mr.J.HustonEdjar)两氏之合作,加之四川省社会各界若干有识之士的鼎力相助,慷慨捐献,至1931年,  已收集到文物和标本约六千余件,陈列于华西大学赫裴院内。    对于推进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和学术研究直到过重要作用的,必须提到两位先后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著名学者。    1932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开始重视华西大学的博物馆建设,遂派遣葛维汉(DavidCrockettGraham)博士来成都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氏才学兼长,在他任职的十多年当中,一方面继续以各种途径广泛收集文物标本,丰富馆藏,另一方面,他亲自主持了四川及西南地区的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的多项田野工作,使华西大学博物馆所获资料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更为科学、系统。由于葛氏之努力拓展,华西大学博物馆时已成为当时中国西南最为著名的博物馆之一。葛维汉在任期间,组织了对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使这个遗址的重要性引起当时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经过其后历次考古调查与发掘,三星堆遗址及巴蜀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今天西南考古的核心内容之一。葛氏的开拓之功当载入史册。    紧接葛维汉之后,接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是郑德坤先生。与葛氏不同之处在于,郑德坤先生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前来接替葛氏馆长一职的(其任职期间为1941—1946年)。当时的成都已成为敌机轰炸之目标,华西大学的许多标本都已疏散,校舍也多挪作它用;加之社会动荡、法币贬值,如何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是对郑先生的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    郑先生在他接任之初,首先便着力制定了华大博物馆“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按期推进工作。在规划中郑先生明确提出:“该计划目的在整理标本,作系统之陈列,且与文学院课程配合,以作实物教学之提倡,务达利用乡土教材,以促进吾国教育之本位化。”按照这一规划,郑先生积极推进对作为当时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各类考古、民族学资料的整理与收集工作。在五年当中先后组织了四次考古发掘,包括汉墓、唐墓、王建永陵、文庙旧址等,同时还组织进行了数次田野调查,采集到大批新标本。作为博物馆的基本建设规划,在当时极为艰难的客观条件下,郑先生积极推博物馆的陈列布展工作。据他自述:“因受空间及不良环境之限制,陈列工作甚慢,五年来移动安排,无日不在进行中。前后设计布置,不下四十次,每一更动,则使陈列室陷入混乱状态者数日以至数月。”经过郑先生和当时与他共事的林名均、梁利滔、苏立文、宋蜀青、宋蜀华等先生的共同努力,使当时的华西大学博物馆形成为包括中国石器与雕刻、中国金属器、四川陶瓷器、西藏文物、西南文物等七个部分组成的常设陈列展出,具有独特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初步奠定了后来四川大学博物馆陈列的基本风格。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吸引参观者,在郑先生的主持之下,华西大学博物馆还先后举办了古玉展、馆藏书画展、藏传绘画展、佛教雕刻展、陶瓷展、英国刻画、图书展、美国建筑展等多种特别展,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以至当时援华助战美军士兵等络绎不绝前来参观,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华西大学博物馆也因之名声大盛,被誉为成都当时的“重要名胜地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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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羌族之社会历史与文化”封面上多出来这行小字中的地名在5月12日前后的熟知度由负值沸腾到了正值一百度。仅仅一场大地震就让所有中国人的心被揪在那川西的山沟沟里。一时之间地震的成因众说纷纭,由此而来的次生地质灾害又让堰塞湖成了高悬于头顶的不定时炸弹。水利建设规划无当、能源蛋糕被瓜分却罔顾当地民众的福祉,水坝群的兴修成了众矢之的。詹姆斯•C.斯科特早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中提醒过这种“预期之外的复杂”带来的恶果。该如何抚慰因地震而破碎的家庭、受伤的心灵,凯博文(国内还曾以阿瑟•克莱曼的原名出版过他的《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第142页上的表述或可借用。地震不单是自然灾害,也是社会灾害,平时被湮没的矛盾都凸现出来,整个家庭和社会网络的崩毁,应对资源的耗尽,且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活事件或经历,但外部的危险暂时远离之时,也正是内部心理开始真正觉得恐惧的时刻。作为一个社会人,如何处理个人、家庭、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自己的苦痛与绝望。地震带来的心理创伤的集体爆发——且有强烈的传染性移情性,该如何积极应对?凯博文这本以文革经历者的心理创伤写成的医学人类学著作就不能简单认为只适用于那一代人。大地震之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明珂那篇《一个羌族研究者对汶川大地震的关怀》在网上广泛流传,他的声名也由社会科学爱好者的小圈子传播到所有被地震打破平静生活的人群中。作为1994年起就关注研究川西羌族的人类学学者,他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海峡对岸都引起热烈好评,前者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了简体版,不过很可惜跟这回出版的此书一样,都有所删节。中华书局此版还附有王明珂“5.12”后所写的追记,其在追记中说:“我忙于上网及以电话打探灾情,并在网上提供我对这一地区的认识——受灾最严重的汶川﹑北川,正是我多年来无数次进行田野考察的地区,希望能对救灾有所帮助。然而,我的绵薄之力,无法阻止惨剧的发生和延续。对我而言,如此熟悉的地方、亲近的民众,遭到自然灾害如此摧残而我竟无能为力,是最让我为“学术”与“学者”感到可悲的。”其实,在地震发生后,他在网上提供多年来田野调查中画下的山寨地图,仅是如此,足以让人动容。全国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了抗震救灾之中,震灾的发生促进民族凝聚力的加强与人群内部认同的深化,“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羌人”这样的口号不时被喊出。如何拯救在地震严重受灾的羌民族,如何保存羌族文化成了摆在人们面前非常迫切的难题。与震后铺天盖地的抗震诗歌出版物相比,震前即埋首苦作的那些有心人才更值得尊重!早在20世纪3、40年代就已经有民族学者和摄影家涉足这一地区,并留存下了珍贵的资料。《羌戎考察记: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便纪录下了当时的韶华。近年来也有针对当地的各项田野调查,《青川民间语言语汇研究》、《羌族:四川汶川县阿尔村调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印刻下时间的风化。近年以来国内人类学的专著功力愈见增强,三联书店“历史•田野丛书”中连瑞志的《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和社会》梳理了大理洱海边历史认同、族群身份,菅志翔关于保安族的研究(《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关于保安族的一项专题研究》)也很见功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年推出的“田野人文丛书”中对于土族(《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壮族(《道出真我:黑衣壮人的人观与认同表征》)、苗族等少数民族“认同”问题进行研究著述均让人眼前一亮。羌族作为自古已有的民族(殷商甲骨文中即有关于羌的记载)和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并非同等概念,王明珂书中记述的“一截骂一截”或“毒药猫理论”亦非新鲜物。一个族群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生活其中的人们养成了自以为是、惟我独尊的思维定式。并且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甚至于歧视异族的心理。这种独尊自大的心理有助于增进族群的团结与内聚,增强抗御恶劣环境的信心与勇气,增加对外族的防范与竞争能力。《左传》成公四年即有载:“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船山在《读通鉴论》中有云:“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读通鉴论》,卷十四东晋哀帝,第五册,976~977页)从生活的环境一路推到生在不同地方的人有贵和贱之分。逯耀东称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论点最高度的发挥。湘西巫蛊文化下被辨认为蛊婆的那些不幸的女子是我们最为熟悉的“毒药猫”例子,历史上梅毒的命名也正是“一截骂一截”的国际版本。连瑞枝研究云南傣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起源时也留意到不同时代对于民族起源说法的篡改:由最初的蒙天感孕而生到唐时宣称的庄蹻入滇武侯封赐到深受印度文化圈影响的阿育王和观音番僧,再到元时兴盛的番僧与土著首领之女结合说,无不因时因事而改变着。王明珂笔下的羌人亦构建了自己的英雄祖先故事,大禹、李冰、樊梨花……甚至“日本人是羌族后代”这样的想像。翻看《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上世纪前叶写下的《羌族的习俗与宗教》承载着人类学学者对川西羌族地区的第一次深情一瞥。很感叹,因为地震这本书的制作进程才得以加快、提前了些时日出版,可看完书想施予关怀的人事物却都已倾覆在瓦砾之下了。葛维汉、王明珂们为之倾注心力的那些地名,仅存留纸上的繁华了。

精彩短评 (总计9条)

  •     内中有大量的考古数据,适合专业人士阅读,最值得称道的是引用文献非常严谨!
  •     非常好的历史资料,值得收藏!
  •     无需多言
  •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不错
  •     其中还有一篇长文对羌族的民俗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体现了作者的实力。还是值得参考的。
  •     主要是阅读了《羌族的习俗与宗教》
  •     非常珍贵的史料,非常有意义的书。对西南人类学华西学派的研究有相当大的帮助。
  •     书i手机整理了葛维汉先生的一些川南地区的研究
  •     前半本书还值得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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